超级存储周期下，合肥可能成为年内最赚钱的地方国资。
国产DRAM存储龙头上市后，若市值达到1万亿，粗略估算，合肥国资36.79%的持股价值就超过3600亿元。如果按部分机构预估的3万亿市值，合肥国资的账面浮盈将直接冲到万亿级别。
过去十几年，外界已经太熟悉这种叙事。
2008年，合肥拿出原本计划修地铁的钱，拯救濒临破产的京东方。2020年，合肥国资又在蔚来最危险的时候投下70亿元。如今，国产存储有望打赢翻身之战，合肥“风投神话”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大洋彼岸，SpaceX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招股书，估值接近2万亿美元，或成全人类史上最大IPO。OpenAI也在排队上市，市场给出的估值接近万亿美元。
回头看这两年，科技巨头的每一轮融资、每一年的资本开支，都以数十亿乃至数百亿元计。重资产、高投入、长周期，早已成为新一轮科技竞赛的规则。这意味着，明面上卡位战的主角是企业，但真正参与牌局的，是市场资金、国有资本和产业链共同组成的联盟。
合肥的故事，也因此不再只是一个地方押注新兴产业的样本，它更像中国参与下一轮全球科技竞赛的一块切面。
“我们不是赌一家企业”
如果要数全球投资大师，每个人心里都会自然产生一串名单。而如果把国内城市比作投资人，要开“大师课”的话，经常会绕不开两个城市：一个是深圳，大名鼎鼎的深创投，不惧风险就拼手牌和胆色，如播撒种子般猛投2000多家企业，总能跑出几家大疆、影石、摩尔线程、沐曦这样的独角兽。
另一个就是合肥。不像深圳，合肥国资的“下注”带着点孤注一掷，不“撒胡椒面”，不轻易出手，而是看准了就重仓下注。但合肥也总能做成“时间的朋友”，一次次赌对京东方、蔚来、长鑫的绝地逆袭，结果就是龙头有了，“芯屏汽合”的产业集群也有了。
一次次“赌对”后，外界对合肥也愈发好奇：在京东方、蔚来摇摇欲坠的时候，合肥为什么敢倾数十亿甚至近三分之一的全市财政资金去做别人眼中的“接盘侠”？冲击存储国产化异常艰难，连年亏损、数百亿投资如同扔进无底洞时，合肥为什么还能“反人性地”坚定价值投资？
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也带着这种疑惑来到合肥，走访大科学装置、科创公司以及那些年合肥曾经“赌”对过的龙头，试图从这片土地上的人身上得到一点侧面的答案。
“我们不是赌一家企业。”一位合肥政府工作人员在闲聊中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在外界的叙事里，合肥像一个总能“抄到底”的超级投资人。但在合肥本地，这种故事被看得更冷静一些。
上述工作人员坦言，网上关于合肥的讨论多少带着点“神化”色彩。人们看到的，往往是一个个成功跑出的明星项目，“很多时候也有幸存者偏差。”他说。
现在硬科技越投越重，尤其像存储芯片这样的半导体项目，一开工动辄就是上百亿元的建设投入，一旦启动几乎没有回头路。“大项目没有贸然出手的。”上述人士告诉记者，在真正决策前，政府会反复做产业研究、技术路线研判和市场测算，既看项目本身，也看它是否符合国家战略方向、是否具备产业化能力。
比起“赌企业”，合肥更在意的是，能不能借一个龙头，长出一整条产业链。
长鑫存储落地后，围绕存储芯片上下游，合肥又陆续引入合光光掩模、沛顿科技、鑫丰封测等上百个项目，逐渐形成从材料、设计、制造到封装测试的集成电路产业链。
京东方和晶合集成的故事也类似。
最初，京东方在合肥建设高世代面板产线后，当地很快发现，显示产业缺少关键的驱动芯片（DDIC）配套。随后，合肥又顺势从“造屏”延伸到“做芯”，推动与力晶科技合作建设晶合集成。
晶合集成一位工作人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合肥聚集了面板、汽车、家电等大量终端企业，“我们离市场更近”。
当越来越多环节开始在同一座城市聚集，产业之间彼此咬合、互相供给，所谓“赌对一家企业”的故事，也就慢慢变成了一座城市的产业能力。
汽车出口第一省的底气
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合肥整车产量187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137万辆，已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大众安徽、蔚来、江淮、比亚迪长丰基地……越来越多整车龙头在这里集聚。
放到更大的坐标系里看，合肥背后的安徽，已经成为中国汽车出口最重要的桥头堡之一。过去几年，安徽汽车出口量持续位居全国第一。全国每出口三辆汽车，约有一辆来自安徽阵营。
而汽车工业，本就是一国制造能力的综合试验场。德国、日本这些传统制造强国，真正支撑其全球工业竞争力的核心手牌，始终是汽车业。
某种程度上，合肥发力新能源汽车，也是在试图完成一次产业坐标的迁移：从过去中国制造版图里的“边缘地带”，走向新工业周期的中心。
大众安徽，是其中一个缩影。这家成立于2020年的合资公司，由大众汽车集团与江淮汽车共同组建，也是大众在中国第一家专注新能源汽车的合资企业。该工厂生产的其中一款车型，主要出口欧洲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大众把德国之外最大的研发中心放在了合肥。目前，大众安徽拥有超过3000名研发人员，研发中心不只服务合肥工厂，还支撑着大众在中国多个生产基地的研发工作。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如今大众总部正在放权，在合肥这边，一个车型从提案到量产，通常一年左右就能完成。
这与过去外界对德国车企“行事谨慎、层层决策”的印象形成鲜明反差。变化背后，是全球汽车产业节奏正在被中国重新定义。
“中国有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也有最丰富的人才储备。”上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选择把研发中心放在合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合肥在抢人、留人的政策上足够给力。同时，这里距离中国供应链和本土合作伙伴都足够近。
相比之下，蔚来的故事，则更像中国高端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另一面。
当越来越多中国车企希望快速抢占海外市场时，蔚来选择了一条更慢的路。
在2026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上，蔚来董事长李斌直言，未来一两年行业竞争会非常残酷，落后的品牌和技术会加速出清。
从连续两个季度实现盈利，到谨慎推进全球化，蔚来的逻辑很明确——先活下来。
蔚来相关工作人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未来蔚来出海会逐步从直营，转向寻找国家总代合作的模式。
对于蔚来来说，这是一种更省力的出海打法。在国内，李斌一直坚持直营模式，为的就是统一价格和服务体系。出海初期，蔚来也是如此，但完全自建一套销售渠道，很有可能投入巨大还斗不过扎根当地几十年的本地经销商。
只是，放弃直营，是否会影响蔚来在海外对价格和服务的管控？对此，工作人员回应“蔚来在澳门也是走总代模式的，我们也是发现这一套行得通，才敢复制到海外。”
现在，无论是出海欧洲、西亚、北非还是东南亚，蔚来都更强调“先打地基”。“我们会先建售后、充电和换电体系，再交付产品。地基打得很慢，但地基越深，房子才越稳。”上述人士打比方道。
某种程度上，大众在中国学着变快，蔚来则在全球市场努力变稳。
而它们共同指向的，是中国汽车产业角色的变化：过去，中国更多是全球汽车工业的市场；如今，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汽车工业新的组织者、定义者。
全球下一个风口的竞速跑
从京东方、长鑫到新能源汽车，过去十多年，合肥几乎踩中了中国制造业每一轮关键风口。
而现在，这座城市已经把目光投向更远的未来。
在很多科技界人士看来，可控核聚变、量子计算与AI，是未来最可能重塑人类社会的三项颠覆性技术。AI已经率先进入爆发期，相比之下，核聚变和量子科技还显得遥远。
核聚变，被视作“人造太阳”。理论上，一小块聚变燃料释放的能量，就足以支撑一座城市运转。谁率先实现商业化，谁就可能重新定义未来能源体系。
量子计算，则意味着计算能力的跃迁。过去超级计算机需要数千年才能完成的任务，未来可能被量子计算机在几分钟内解决。从新药研发、金融模拟到密码安全，它几乎可能重构所有高端产业。
而合肥，正在为这些“未来几十年的产业”提前下注。与很多地方直接投资成熟企业不同，合肥选择了一条更“笨”、也更漫长的路径：先砸钱建设大科学装置。
截至目前，合肥已经建成运行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合肥光源等多个大科学装置，并正在推进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建设。
这些项目投资往往以百亿元计，但它们并不只是科研平台。烧钱做大科学装置的同时，合肥还“烧”出了产业链。EAST所要求的极端工况——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超强磁场、超低温——倒逼本地供应商在超导材料、偏滤器、真空容器、低温泵等环节不断突破。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合肥已汇聚包括科烨电物理、聚能电物理、科聚高技术等在内的聚变能源产业链企业近70家。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量子科技。
在合肥高新区，有一条当地人熟知的“量子大道”——飞云路。不到4公里的路上，国内量子科技“三巨头”——国盾量子、国仪量子、本源量子分立两边，还有30多家量子科技的龙头企业在这里形成了全国最浓缩的“量子产业圈”。
一位量子科技企业工作人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全球量子计算仍处于非常早期阶段，多条技术路线并行，真正接近经典计算机能力、具备通用可编程能力的量子计算机，可能还需要10年至15年，甚至更久。
“技术奇点的到来，需要长时间等待。”上述人士说，“但这个方向一定要持续攻关。”
想要夺得量子科技“圣杯”的不只合肥。5月28日，IBM宣布，计划未来五年向量子计算领域投资超过100亿美元。公司目标明确：在2029年前建成全球首台能够稳定执行复杂计算任务且无误差的大型量子计算机。在IBM宣布大额投资计划的几日前，美国商务部也公布了针对量子计算产业的扶持政策，将向9家量子计算企业合计发放20亿美元资金，且相关交易包含美国政府获取股权的条款。
上文提及的三大颠覆性技术，看似独立，实则彼此勾连：业内普遍认为，量子计算若与AI技术结合，有望大幅提升科研效率，而可控核聚变一旦跨越“净能量增益”、走向商业化的拐点，AI基础设施里最底层的能源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这本质上也是一场关于耐心的竞争。很多产业可以靠补贴快速做大，但真正改变世界的技术，往往都需要漫长投入、持续试错，以及对“不确定未来”的提前押注。
而这种远见，以及如何调动资金“种产业”的能力，也在不断抬高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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